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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着还是死去?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

这绝不只是一根看起来仅有小拇指粗、一米长的管子。它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时刻,有与“老天”讨价还价的能力。

它穿过老许的鼻子,插进肺,每隔一会儿,就能吸出满满一管痰。当痰被吸出时,老许就能从昏迷中苏醒过来。起初,他能醒两三个小时,后来只能醒几分钟。

几个月过去,这根管子眼看就要输了。因为,“吸的速度不如产生得快”。疼痛难忍的老许用尽全力,写下几个歪歪斜斜的字:“痰在肚子里!”

这是他留下的最后的笔迹。

就在老许靠管子“活着”的时候,在遥远的美国,另一根管子插在佛罗里达州一家养护院里一个名叫特丽的女人身上。这一年是2003年。植物人特丽依靠喂食管,已经存活了13年。

关于要不要拔掉特丽的管子的争论,几乎震动了整个美国。

起初,当地法院批准了特丽的丈夫提出的申请,她的喂食管首次被拔去。仅仅两天后,另一法院作出相反判决,喂食管再次插上。后来佛州最高法院判定,要求拔掉管子。可法案通过仅一小时后,州长立即命令给特丽重新插入喂食管。

整个美国为特丽心碎。无数人抗议示威,举着标语牌:“给特丽食物”、“别让特丽饿死”。甚至布什总统也介入“抢特丽”事件中来。

不过最后,医生们按照法律的判决,镇定地拔掉了特丽赖以维生的喂食管。警察甚至逮捕了不下50个想强行对特丽进行喂食的人。喂食管被拔掉13天后,2005年3月31日,特丽真的被“饿死”了。

这场关于生命伦理的争议至今都被称作经典案例。

如今,越来越多的老许、特丽躺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各个城市的重症监护室(ICU)。医生发现:死亡已经绑定医疗技术,从某种意义上讲,今天的死亡就是关机时间,或是停电时间——死亡被医疗技术“藏”起来了。

哈姆雷特的老命题,“活着还是死去,这是一个问题”,如今却成了全球性的新命题。

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

当罗点点和她的好朋友几年前成立“临终不插管”俱乐部时,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一个重大的、严肃的、要一辈子干到底的“事业”。“俱乐部”听来就不算个正经事。

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,曾经从医多年。起初,她与几个医生朋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,谈起人生最后的路,一致认为,“死得要漂亮点儿,不那么难堪”,不希望在ICU病房,身边没有一个亲人、“赤条条的,插满管子”,像台吞币机器一样,每天吞下几千元,“工业化”地死去。

最后,十几个爱说笑的人在一间简陋的老人公寓,嘻嘻哈哈地宣告俱乐部成立了。

直到有一天,罗点点无意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“五个愿望”的英文文件。这是一份美国有400万人正在使用的叫做“生前预嘱”的法律文件。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的时刻,通过简单易懂的问答方式,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,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、插气管等等。

也就是说,如果特丽在清醒时,就签署了这样一份文件,就不会有事后那场搅动整个美国的轩然大波了。

罗点点开始意识到: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,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!

而她自己就遭遇过“替别人决定生死的事”。

当时,罗点点的婆婆因为糖尿病住院,翻身的时候突然被一口痰堵住,心跳呼吸骤停,医生第一时间用上了呼吸机,虽然心脏还在跳动,可是没有自主呼吸,而且完全丧失了神志。还要不要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维持老人的生命,让老人在这种生命毫无质量的状态下“活下去”,成了困扰整个大家庭的难题。

最后罗点点和家人一起作出了停用呼吸机的决定。后来,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,家人发现了老人夹在日记本里的一张字条,上面写着她对在自己生命尽头时不进行过度抢救的要求。

但当时身为医生的罗点点仍然感到后怕。如果没有这张纸条,或者纸条写着另外的意思,那怎么办?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件事不像猜谜语,不再让逝者生者两不安?这时候又传来巴金去世的消息。

巴金最后的6年时光,都是在医院度过的,先是切开气管,后来只能靠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。周围的人对他说,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,巴金不得不强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。但巨大的痛苦使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,还不止一次地说:“我是为你们而活。”“长寿是对我的折磨。”

2006年,罗点点和她的朋友成立了“选择与尊严网站”,提倡“尊严死”,希望人们在意识清醒时在网上签署“生前预嘱”。如今,网站累计有87万人次的流量。

她们设计的LOGO是一棵美丽的七彩树,树下一片红叶正在随风飘落。画面温馨得让人丝毫感觉不到与“死亡”相关。

罗点点说,她要用余生在全国种这棵“七彩树”,传播“生前预嘱”理念。她希望在咖啡厅、书店、银行、医院等公共场合,都能摆放关于“生前预嘱”的宣传册。

死亡就像一面镜子

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、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、从医40年的刘端祺经手了至少2000例死亡。

他认为罗点点她们做的事儿,太重要了。这个每天把人从深井里往外拉、跟肿瘤作了几十年斗争的年过六旬的大夫说,从大三学内科起,他就知道了医学有很多“黑箱”没有打开,此前学外科时,他还一直信心满满。

正如他的同行、武警总医院肿瘤生物治疗科主任纪小龙说:医生永远是无奈的,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好不了,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能好,只剩下三成多是给医学和医生发挥作用的。

可数据显示,人一生75%的医疗费用花在最后的治疗上。

在那些癌症病人最后的时刻,刘端祺听到了各种抱怨。有病人对他说:“我只有初中文化水平,现在我才琢磨过味,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。为治病卖了房,现在我还是住原来的房子,可房主不是我了,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,我死的心都有。”

还有病人说:“就像电视连续剧,医生导演完每一集,都告诉我们,不要走开,下一集更精彩,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,尽管主角很想活,但还是死了。”

有时候,刘端祺会直接对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说:“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。”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。没多久,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。又没多久,这张病床就换上了新床单,人离世了。

在这2000多例死亡中,“花掉370万的人”是很独特的一个。这位房地产老板对刘端祺说,我最大的优势是有钱,我花100万让我老婆活10年没问题吧?刘端祺说,一年都有问题,一个亿都活不成。

最后370万流水样花完了,患乳腺癌的妻子也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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